全球新冠疫情凶猛反弹， 听听张文宏医生和病毒科学家卢山怎么说！
Q1：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从各自的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请介绍一下您的专业领域以及您目前的研究重点。
张文宏：
感谢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为我们提供机会，介绍我们的工作，我也非常高兴能够与对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及学术出版感兴趣的朋友们共同交流。
首先，由于COVID-19的出现，传染病（这个学科）与之前相比变得更加重要。实际上，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对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我们在上个世纪初成立了传染病科室，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几乎是中国研究传染病和抗生素领域最重要的科室。对传染病的研究覆盖了抗药性、细菌感染还有病毒性肝炎。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们开始密切关注新发传染病。我个人在肺结核研究方面也开展了很多工作。
目前，中国在病毒性乙型肝炎及其相关癌症方面依然挑着很重的担子，因为该类型的疾病后果非常严重。另外，在肺结核和耐药菌感染方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这个领域是我们临床实践中的一堵高墙。所以，未来整个世界在已知的典型流行传染病领域，如肺结核、肝炎和艾滋病毒等，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新发传染病方面，出现了很多新发病症，例如COVID-19 和其他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新发传染病。这些病毒可以跨越物种传染给人类，对这类病毒的研究与攻关至关重要。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很高兴可以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以及其他由Taylor & Francis出版的期刊上；作为编委会的成员，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踊跃地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表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上。
卢山：
首先，我要代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的主编闻玉梅院士感谢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组织本次对话活动。
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科学家。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疫苗尤其是新型疫苗的研发展开。三十年前，我是最早提出DNA疫苗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进行持续优化基于核酸的新型疫苗研究工作，包括DNA和RNA疫苗，它们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通过这样的技术，可以开发预防艾滋病、流感以及广泛的新发传染病的疫苗，比如非典以及导致了COVID-19的SARS-CoV-2。
Q2：冬季来临，大家比较关注COVID-19的趋势和情况，可否请两位介绍一下COVID-19在中国、美国及全球的情况？
张文宏：
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COVID-19在中国的情况。请卢山教授介绍美国和全球的情况。
现在（2020年9月底），中国几乎没有本地病例。我认为抑制COVID-19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只有两种策略。一种策略是中国所实施的尽可能在疾病传播的早期阶段，从根本上阻断并消灭病毒。第二种策略是积极应对我们与病毒共存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完全阻止病毒在本地的传播。
今年年初，COVID-19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我们调查清楚了病毒传播中心和全国的基本情况。中国的疫情最初爆发于武汉。早期由于医疗资源太过紧缺，导致很多人感染疾病而死亡。我们采用了十分严格的策略和方法来阻断病毒传播：封锁城市并关闭居民社区，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追踪患者，最大限度地提高检测能力，建造隔离病人的方舱医院。通过上述这些方法，我们在中国实现了阻断病毒的传播。
目前，如果某个城市出现了小规模的疫情爆发，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立即封锁社区并追踪病人，最大限度地检测出患病地区每一个人的健康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四个星期内控制疫情。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以一个月为有控制期，然后我们逐步开放整个社区，进而开放整个城市。所以，在中国，目前我们的本土的新冠感染案例几乎为零。
从全球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很难采取类似的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制定疾病高峰期实施社交隔离的相关策略与措施；另一方面，在未来，疫苗的研究和使用非常重要。卢教授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疫苗专家，我也想听听他对新冠疫苗看法和评价。
卢山：
谢谢大家。我可以补充一些美国方面的信息。在我的记忆里，任何公开声明中都没有涉及到我所说的如下内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在美国，我们经历了三次疫情爆发。
第一次是在一月底到二月初，得益于及时有效地监测和控制，病例不到100例。
第二次大约在三月初开始，这波疫情让人措手不及，主要发生在与全球交通往来较为密切的大都市区，比如纽约、新泽西、加利福尼亚和西雅图等地。因此，第二波疫情破坏力很大，在四月左右，出现了疫情的顶峰，病例逐渐减少。
第二波疫情尚未完全平静之时，第三波疫情开始。我认为这些病例有可能来自南美洲或中美洲。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南方的州病例更多，南加州的病例也比北加州多。这与流行病学演变相吻合。另外，重新开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好消息是，我认为第三波疫情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坏消息是，我们观察到小量病例在全国各地的出现，而内陆各州在第二波疫情中并未出现太多病例，我预测这在未来会成为新常态。
这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认为，从全球范围来说，疫情正在从欧洲和亚洲蔓延到全世界。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印度和南非。
在今年早春，我曾经与张文宏医生讨论并预测过疫情的趋势，顶峰会过去，但病例仍将继续存在，病毒也将渗透到偏远的地区和村落。因此，未来的病例可能无法清零，这就是难点和挑战。
我们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三篇很快即将上线。文章运用数学模型对每个地区和国家进行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有共同的趋势，但每个国家的结局又存在差异。我们认为无论人口多少，传染源是什么，即使模型动力学完全相同，疫情的爆发以及控制措施还是很不一样的。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为对抗新冠疫情持续不懈地做着积极的贡献。最终大爆发可能不再存在，但能持续观察到低规模到中等规模的疫情爆发，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如何与病毒共存。
与此同时，疫苗的研发工作也正在开展。我是做疫苗的人，我同意疫苗十分重要。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甚至认为疫苗没有那么重要。当感染数量达到峰值时，疫苗很容易产生控制效果，疫苗将非常有效，接种就能取得控制。但对低规模的感染而言，疫苗很难产生效果。所以病毒就像是从瓶子里出来的妖怪，很难收回。
如果回顾疫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病毒被消灭了。很多病毒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很难被控制或消灭。即使在有疫苗的情况下，我认为必须配合公共卫生部门的控制措施，社会需要发展新的方法来应对病毒。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学习保护社会环境，保护自己，与病毒共生。
Q3：张文宏教授刚刚提到了中国在抗击COVID-19过程中的很多有效措施和方法，请问张教授，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传染病研究中的优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张文宏：
我认为从抗击疫情的过程来看，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大规模试剂盒的生产和使用。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快速了建立诊断系统。在宣布病毒的基因测序之后的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国家开始发放诊断盒，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试剂盒来进行病例确诊的工作。
我记得在2003年“非典”期间，实际上我们花了6~11个月的时间才开发出试剂盒，并且只有中国疾控中心才能做出诊断，其他医院都没有试剂盒。我们只是对疑似病例和来自疫情爆发地的病例进行隔离。
与此相比，我们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依靠的是试剂盒在全国各地医院的广泛使用。在北京，利用PCR技术，一天可以检测大约30万人；在上海，通常用一天的时间能检测10万（人）；在武汉，使用PCR技术最大限度内用10天的时间检测了900万人。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性的突破，帮助我们对确诊病例进行早期隔离，非常有效地阻断病毒传播。
第二个方面是临床试验。我们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迅速地开始了临床试验。例如瑞德西韦、羟基氯喹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药物都是通过临床试验发现的。虽然即使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发现能阻止病毒复制的特效药物，但我们在中国几乎打完了这场对抗COVID-19的战斗。所以，通过临床试验，我们在缺少新药剂的情况下，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治疗病人。
我认为，在未来，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客观现实是世界必须重新开放。在重新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对疾病进行控制以及如何避免疫情爆发是最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找到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以用于治疗严重病例并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疫情大面积爆发的情况。
如果我们需要面临疫情的再次大规模爆发，疫苗有助于保护脆弱人群，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最近中国在疫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实际上，我们目前在等待第三期试验的结果，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希望疫苗成功的研发并应用于消灭病毒和疾病。也许未来疾病死亡率还是会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我认为，疫苗可在更低的水平上继续降低死亡率。当疾病的死亡率下降到接近于低于百分之零点几的流感水平，那么世界就应该可以重新开放。所以，我在等待未来的研究成果，帮助世界早日重新焕发往日的生机。
Q4：卢教授，您认为学术界在抗击COVID-19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卢山：
全球学术界在抗击COVID-19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范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局面。与COVID-19相关的论文数量非常多，发表在《科学》、《自然》上的论文大多数都和COVID-19有关。
谈及到学术界的作用，我具体总结为如下六个部分：
第一是对感染性质的快速识别。一周到两周之内，中国就鉴定出了病毒和病毒序列。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第二，正如张教授所说，试剂盒一个月内就出现了。并且出现了多样化的版本和类型，现在甚至还有唾液试剂。在6~8个月的时间内，很多公司参与并生产了如此多的迭代产品，这在医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也从未发生在对抗任何疾病上，更别说在传染病领域，因为以往人们对传染病领域的关注度不高。
第三是我们对疾病的发病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是什么过程导致了疾病？例如，在此次疫情非常早期的时候，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刊登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Hypothesis for potential pathogenesis of SARS-CoV-2 infection–a review of immune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viral pneumonia），作者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李太生教授，文章指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脚趾上有血凝块。这导致了新问题以及如何治疗的问题。这些病人的死亡率更高，李教授开始使用世界上较为常用的抗凝血疗法——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现在这种疗法已经成为在重症护理病房和相关医治场景下的常规疗法，但这是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首次发表的。
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的另一篇文章（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VID-19 patient）中，我将中国三位最知名的临床医生张文宏教授、李太生教授和卢洪洲教授的临床经验整合到一起，进行发表。这篇文章也提到了血凝块，这意味着什么？COVID-19会引起血管炎，这是一个新奇的发现。所以COVID-19患者死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甚至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都很高，这些都是由血管问题所引起的。而这一切都是从脚趾上一个小小的血凝块开始的，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首次刊载了这一发现，这就是科学研究。
第四是在寻找新药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如张教授所说，在历史上从未见过，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寻找旧药、现有的药和新药做出了巨大努力和尝试。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在中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注册申请的几百种药物试验，我们将它们一一列出，让世界知道药物开发正在做什么，看到研究人员试图做的事情有多广泛，比如，小分子药物、恢复期血清，也有新颖的生物制品，比如单克隆抗体。全球范围内的这些努力真是不可思议。
第五是在疫苗方面的尝试空前踊跃，全世界有超过300个疫苗项目在进行。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有如此之多的人在支持疫苗，到目前为止，在仅仅六个月的时间，有九个疫苗到达了第三期阶段。
最后，我们看到很多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比如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运用在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之上。
学术界总体来说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出版业和科学期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大量、快速地提供信息。
后记
通过与卢山教授和张文宏教授的对话，我们了解了一些医学界、学术界以及出版界为了抗击疫情所做的鲜为人知的幕后工作。正如卢教授所说，像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这样的权威期刊也在协助研究人员在确保文章质量的基础之上加快研究成果的发表，让全世界的同行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进展和成果，为对抗新冠疫情持续不懈地做着积极的贡献。
作为值得信赖的全球领先学术出版集团，Taylor & Francis也通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内容，帮助公共卫生部门、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公众遏制COVID-19的扩散和传播履行着自己的责任。
作为Taylor & Francis Group旗下开放获取期刊的优秀代表，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在十年里进行着持续卓越的耕耘之路。